党建介入算法治理 平台经济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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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骑手配送场景为样本，拆解平台企业党建介入算法治理的路径，探讨算法如何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公平兼顾，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提供参考。

平台经济的算法管理长期以效率最大化为核心导向。配送时限的测算将红灯等待、电梯等候等非骑行时间纳入考核，骑手在安全与效率之间被迫做出选择。2026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要求优化时间预估算法；3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明确核心协商事项；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互联网平台算法治理，强调建立健全涉新就业群体权益重要事项常态化协商恳谈机制。在此背景下，平台类企业党组织如何推动算法管理由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公平兼顾，成为亟待回应的现实课题。

当效率成为算法的唯一核心尺度，公平考量便被系统性排除在计算框架之外，骑手的安全诉求与劳动尊严，在效率至上的运行逻辑中自然失去话语权。算法管理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决策过程的封闭性：派单逻辑、计价方式、时长预估均由平台单方面设定，骑手缺乏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算法以“最短路径+最优时长”为核心目标，骑手面临的复杂实际路况被简化处理，超时风险完全由骑手个体承担。而现有的行政监管和技术调整存在局限，监管难以深入日常规则制定的核心环节，技术优化也难以触及背后的利益分配逻辑。

从各地先行探索实践来看，党建工作对算法管理的介入可归纳为组织嵌入、协商嵌入与价值嵌入三条路径。组织嵌入方面，淘宝闪购将算法治理纳入党建责任清单，试点要求单次配送最短时间不少于30分钟，全面推行超时免罚机制；协商嵌入方面，上海率先推动签订全国首份《网约配送算法与劳动规则协议》，推动骑手从规则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共同制定者；价值嵌入方面，美团将“以人为本”理念嵌入算法设计的底层逻辑，滴滴党委将分单机制从“接驾时长全局最优”调整为“司乘价值最优”。在骑手配送场景中，“红灯停表”机制通过接入交管信号数据自动顺延配送时间，各平台也相继上线防疲劳驾驶等保障措施，真正将公平考量转化为可落地操作的算法参数。

党建介入算法治理还需要明确自身角色边界。党组织的核心功能在于搭建协商平台、引导价值方向、监督规则执行。同时，效率与公平兼顾在实践中存在客观限度，算法调整需要在配送时效、骑手收入、用户体验三者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党建推动算法治理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协商机制的常态化运行、技术调整与制度保障相匹配，以及跨层级协同的制度支撑。只有当党建工作能够触及参数设定这一核心环节，效率与公平的兼顾才具备现实基础，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才能从末端保障转向源头治理。

（作者单位：中共长兴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