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公共治理：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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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公共治理转型，从环境重塑、思维革新、实践路径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企业如何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引领，并通过党建引领、数字赋能、信用约束三大抓手构建多元共治新形态，为推动现代治理升级提供清晰路径。

随着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市场主体、组织形态及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公共治理环境迎来系统性变革。传统单向度效益取向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复杂共生环境，亟需进行思维与治理方式革新。通过拓展治理边界、精准匹配制度供给、柔性重组协同机制，推动企业从内部封闭管控转向开放生态共治。在党建引领下，依托数字平台联结各方主体，以信用约束规制违规行为，实现从被动合规到主动引领的转变，构建多元价值共创的治理新秩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公共治理环境的深层重构

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共生对治理边界的拓展延伸。新时代社会结构变化催生了多元共生的市场发展格局，各市场主体关联度与依存度持续提升，单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早已突破自身组织边界，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发整个产业网络的连锁反应，治理边界必须向外延伸，将所有与企业经营相关联的主体纳入治理视野，实现治理覆盖范围的动态拓展。治理场景的拓展，推动企业深度嵌入公共治理体系，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需求、经营诉求、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等被纳入公共治理考量，促使公共治理由窄域管控向全域覆盖的现代化治理模式转变，契合多元市场生态的发展需求。

二是组织形态迭代升级对制度供给的精准适配。随着社会结构深度调整，市场组织形态、企业经营方式、产业协作方式不断更新，数字化企业、跨界融合业态、社会化协作组织等新主体持续涌现，市场运行模式愈发灵活多样。组织形态的迭代，要求立足企业业态、组织形式、经营场景的差异化需求，提供精准适配的治理制度与服务政策。比如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针对直播电商、保税维修等新业态实行“一企一策”合规指引，将通关、税务流程嵌入数字化平台，实现“一次申报、全域通办”，既解决了传统监管与柔性供应链的适配难题，又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体现出组织形态迭代倒逼制度精准供给的良性互动。通过动态调整制度体系、优化治理规则、细化管控标准，能够实现制度供给与市场组织发展高度契合，为企业参与公共治理营造规范有序的制度环境。

三是利益诉求分化整合对协同机制的柔性重构。社会结构变动推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政府、行业、企业、公众的利益诉求呈现分化、多元、交织的特征，企业诉求也从单一追求经营盈利，拓展为涵盖行业发展、社会赋能、权益保障、价值实现等综合考量。多元诉求使传统刚性、单向的治理协同模式难以平衡各方需求，易引发治理脱节、供需错位等问题。为适配新的利益格局，公共治理协同机制需持续推进柔性重构，更加注重诉求的统筹整合与平衡协调。比如深圳在网约车行业治理中，交通部门联合平台、工会、乘客代表建立常态化协商机制，针对司机社保缴纳、计价规则、高峰派单等差异化诉求适时出台举措并动态调整，既维护从业者权益，又兼顾平台发展与公众出行体验，实现多方利益的柔性平衡。搭建柔性协同对接渠道，兼顾企业经营与社会公共利益，能促进政企、行业及各类主体的良性互动，形成多方共赢的协同治理格局。

公共治理的思维范式革新

一是从单一效益追逐向多元价值共创的逻辑跃迁。传统企业发展以追逐经济效益为核心，将经营与治理的重心放在营收增长、规模扩张、利润提升上，往往忽视企业发展与社会公共事业的关联。在社会结构变迁、公共治理升级的背景下，单一效益思维已难以适配现代化市场发展的需求，也不符合新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企业需逐步突破单一经济思维局限，实现治理逻辑的全方位跃升，在保障经营发展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公共效益。通过主动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治理建设、行业秩序维护，以资源输出、技术赋能、责任履行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的多元共创，让企业发展深度嵌入公共治理体系，彰显社会责任感。

二是从内部封闭管控向开放生态共治的格局构建。以往的治理模式以内部封闭管控为核心，重心聚焦于内部人员管理、生产过程控制与制度维护，治理边界相对封闭，与外部公共治理体系关联较弱。随着社会治理生态持续完善、公共治理理念不断更新，企业逐步打破封闭管控的局限，主动对接外部公共治理体系，融入社会化、市场化的共治格局。企业通过与政府、行业组织、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深化合作，构建开放互通的共治网络，依托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处置、行业规范制定、社会服务升级，最终实现内部治理与外部公共治理的有机融合。

三是从被动合规应对向主动责任引领的姿态转变。在传统治理体系中，企业参与公共事务多以被动合规为原则，仅按照监管要求履行基础义务、落实合规经营，整体参与积极性与主动性不足。新时代社会结构与治理生态的变革，推动公共治理姿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企业的责任认知持续升级。企业主动树立责任引领的发展理念，将参与公共治理、承担社会责任纳入长期发展战略，立足行业优势与资源特色，积极投身基层治理、公益服务、风险防控等公共事务，以主动姿态为公共治理提质升级贡献力量，实现从被动合规的市场经营者，向主动赋能社会、引领行业发展的责任主体转变。

公共治理的实践路径

一是党建引领核心对治理方向的全局把控。党建引领是企业参与公共治理、保障治理方向准确的重要依托，能为企业融入公共治理体系提供明确的价值引领与行动指南。企业需依托党建工作优势，构建规范化引领机制，将党建工作与公共治理参与、社会责任承担、企业经营发展有机融合，牢牢把握现代化公共治理的发展方向。同时，以党建为统领，整合企业治理资源与实践力量，规范企业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方式。以互联网头部企业为例，企业成立党委公共治理专项小组，将党的方针政策嵌入平台规则制定；在“双减”政策落地时，依靠党支部迅速响应，及时下架违规课程并转型素质教育，联合社区开展公益托管服务，确保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方向正确、行动合规。借助党组织的统筹协调功能，对接政府治理需求、回应社会发展问题，能精准找到企业参与公共治理的切入点与发力点，保障企业治理实践契合公共发展大势，保持治理方向正确，提升参与治理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二是数字赋能平台对多元主体的高效联结。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应用，为企业参与公共治理、联动多元主体搭建起高效实践载体。企业需依托数字化治理平台，整合信息、服务、技术资源，构建政企互通、行业联动、公众参与的数字化对接渠道，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的高效联结。同时，借助数字化平台可实时对接公共治理需求，快速响应社会服务、行业治理、公共事务等工作任务。例如，杭州市“亲清在线”平台作为城市大脑中枢，前端直接对接企业，后端打通税务、社保等数据壁垒；企业登录后可“一键”提交诉求，系统自动匹配并精准推送惠企政策，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依托线上平台完成治理信息共享、进度同步、成果公示，能够打通多方协作堵点，提升公共治理的响应速度与运行效率，构建高效联动、协同互通的数字化共治模式。

三是信用约束机制对违规行为的源头规制。健全的信用约束机制是规范企业参与公共治理行为、维护治理秩序的重要支撑，能够从源头上遏制违规失范行为，维系良好的共治生态。这就需要搭建标准化的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将企业公共治理参与情况、社会责任履行成果、公共事务配合度、行业自律表现等纳入信用考核范畴，实现全方位动态监管。同时，依托信用约束机制建立有效奖惩导向，对积极投身公共治理、恪守行业准则、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正向激励。通过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的方式，倒逼企业规范治理行为，从源头上杜绝治理乱象，筑牢公共治理规范化运行的根基。

综上，社会结构的变迁，推动企业治理环境发生深刻变革：治理思维从单一效益取向转向多元价值共创；治理方式从内部封闭管控转向开放生态共治。依托党建引领、数字赋能、信用约束三大抓手，企业得以实现治理方向的全局把控、多元主体的高效联结。这一系统性变革，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的跟随者，转变为主动引领的责任主体，最终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新形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支撑。

（作者系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