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的突破

人过一生，若能留下一二话题，甚或为后人供作“史料”而用，至少当有“立言”之誉的。我读企业改革政策研究史库新近选编的《突破：中国企业改革政策史稿（1978—2003）》（以下简称《史稿》），就深感著作者当年的所思所想不仅立得住，而且影响深远。

本书共收录袁宝华同志从1978年至2003年所发表的文稿共31篇，比较集中而又具体地展现了他在经济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政策制定与推行方面的深度思考。他长期在经济领域担任领导职务，自1978年6月起连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达17年之久，对经济工作烂熟于心，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各种弊端也了如指掌。因此，其所提相关改革政策都直击要害，极具针对性乃至领先性。《史稿》首篇《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完成于1978年12月5日，连同随后的《美国经济管理考察报告》（1979年12月6日）、《西德、瑞士、奥地利经济管理考察报告》（1980年6月4日），被经济理论界称为“改革开放初期工业领域和科学管理领域的开山之作”。

关键词检索表明，这三个报告都侧重于管理问题，通过出访考察，发现和对照先进国家在经济管理、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上的做法，提出改革我国管理体制及其方法的政策建议。而在诸多政策建议中，突破性最强的莫过于率先触及了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宝华同志的思考逻辑是：“中央已经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将采取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但是，究竟从哪里改起呢？”他的答案是：“看来，应当首先彻底改革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的组织管理形式，即把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行政的组织管理形式，改变为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而实行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就必须解决企业有无主动权，主动权是大是小，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是多还是少的问题……必须赋予企业较大的权限，不能什么事都管得死死的”。随后，他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迅速组织起草了“扩权十条”政策建议，并最终形成国务院文件《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颁发执行。舆论普遍认为，这“揭开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序幕”。

从多篇文稿可见，企业扩权作为国企改革的破冰之举，在当时震动很大、影响很大，但推行起来难度也很大。因积弊甚深、积重难返，又涉及政企关系调整特别是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如何改变“那种‘保姆式’的管理方法”，以及界定企业可拓展的自主经营权限等根本性问题，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此，宝华同志一直是深思远虑、慎于把舵。他强调指出，“扩大企业权限，必须紧紧围绕市场这个中心，使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都与市场需要有机地联系起来”。他针对新出现的“红眼病”问题，明确回应说，“不能怕先进的企业富起来，不能怕优秀的工人‘冒尖’，不能一看企业钱多了就眼红，不认账……”。他还将企业扩权看作一个系统，要求试点企业在技术改造、质量管理、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等领域统筹推进、不可偏废。

随着企业扩权政策的深入实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宝华同志又先后倡导推行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改革举措，推动改革政策臻于制度化、体系化。而从《关于〈国营工业企业法〉调查情况的汇报提纲》一文可见，他清醒地意识到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立法突破。早在1979年初，他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起草小组副组长，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推动、彭真同志亲自组织下，全程负责起草和试点工作，为确立企业的法人地位、厘清企业不再是行政机构附属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史稿》表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企改革长期处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且一直沿着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方向往前推进。这个脉络非常清晰，在激发企业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成效显著，为国企进入市场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放权让利的思路尚未触及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企业制度本身的改造，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自我发展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以致企业活力仍显相对不足、企业行为难以规范、经济效益不够理想。有的企业在计划权、销售权、定价权、留利使用权等方面有所扩大后，但不善用权甚至滥用其权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这意味着国企改革要取得更大突破，就必须解决深层次的矛盾，把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调整，转为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创新。

对此，宝华同志认为，很有必要探索建立“产权清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更有效的结合。1993年11月26日，在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研讨班上，他发表了题为《认真贯彻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企业制度改革》的讲话，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先要从理论上弄清楚，理论上弄清楚了，才能运用这个理论来总结十几年实践的经验。举个例子来说，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提出来要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就是理论上的突破”。他回顾历史说，“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一难题”。这种永不止步、与时俱进的改革观，体现了宝华同志这一代改革先锋的责任情怀。

研读全书，读者至少可获得两大认知：一是波澜起伏的国企改革，自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至今，是一个不断演进、递进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接续突破的进取过程。迄今为止，旷日持久的国企改革仍是“进行时”，亟需以更大智慧、更大勇气谋求新的突破。二是对改革既要有定力，也要有开放心态。任何渐进式改革政策，成效再好，也难免存在历史局限性与发展瓶颈，这就是突破的必然或“刚需”。而只有开放的心态，才会谋求突破、赞赏突破。甚至可以说，开放本身就是突破。从《出路在于改革》等多篇不可多得的文稿中，即可体悟到本书的风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