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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0日 星期    返回版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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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赋能校企协同:企业从边缘参与到深度融入

来源:中国企业报  作者:陈星怡 马安琦 向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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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企业如何从“旁观者”转变为“赋能者”?本文立足数字技术赋能背景,聚焦校企协同育人的主体新定位、合作新机制与现实挑战,系统探析多元共治育人模式的构建逻辑与实践路径,为校企协同培育大学生、夯实立德树人育人成效,提供有益思考与实践参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时代新人的核心要求。当代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其思想成长深受互联网环境影响,数字空间已成为价值塑造的重要场域。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和多元思潮冲击,高校传统育人形式难以实现全方位的价值引领。与此同时,掌握流量入口、具备技术优势的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正日益成为影响大学生思想观念的重要力量。但当前多数企业仍局限于“用人单位”“校园赞助商”的浅层定位,校企合作流于表面,企业的育人潜能远未释放,由此形成了“高校主导、政府推动、企业缺位”的格局短板。因此,引导企业从育人“旁观者”转变为“赋能者”,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同育人新格局,已成为提升育人实效、助力大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所在。

校企协同育人主体重塑与治理转型

一是主体定位的转变。传统校企合作多集中于实习基地建设、校园招聘宣讲或经费赞助等浅层领域,本质上属于基于利益交换的市场合作关系。数字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企业的社会属性和功能定位,既为其深度参与育人工作提供了可能,也赋予其新的责任使命。一方面,抖音、B站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占据着大学生的主要注意力资源,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事实上承担了部分社会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使企业有能力打造高质量、多样化的思政教育内容,打破了传统思政教育在时空和形式上的局限。基于此,企业需突破单纯的市场主体身份,向承担社会责任的治理参与者转型,主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融入产品设计、内容传播和服务供给全过程。这既是企业商业价值向社会价值的延伸,也是其实现高质量发展、彰显社会担当的必然选择。

二是合作关系的升级。长期以来,校企合作面临沟通不畅、资源对接不便、合作落地困难等问题,许多合作仅停留在“签协议、拍照片”的层面,难以形成常态化、深层次的协同育人格局。数字技术的应用,有效打破了校企之间的物理隔阂与信息壁垒,推动合作从“点对点”的线性模式,向“多中心、扁平化”的跨界协作网络转变。借助云计算、大数据平台以及企业微信、钉钉等协同办公软件,政府、高校、企业之间能够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和资源高效对接。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紧密连接,构建起“政府引导、高校主导、企业参与、学生受益”的协同网络,为常态化、深层次的育人合作提供了坚实支撑,也让校企合作真正摆脱形式化束缚,走向实质化发展。

校企协同育人信任构建与机制优化

一是筑牢信任根基。信任是校企协同发力的前提。过去,高校常常顾虑企业参与育人工作的动机,认为企业更多是出于品牌宣传或降低人力成本的考量,未必能真正投入资源落实育人举措;企业则担心自身投入的技术、资金和人力难以获得相应回报,也难以招到真正契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优质人才。这种双方互存疑虑的局面,让校企协同育人难以向深层次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打破这一困局、构建校企互信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方面,企业可通过数字化手段,公开其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借助区块链存证技术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点,能对校企合作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全程记录,形成可核查的“数据铁笼”。这种全程可追溯、可验证的方式,让企业的育人行为更加透明,也使高校的育人需求得到切实回应,从而在高校、企业和学生之间建立起坚实的信任基础,为双方深度协同育人扫清障碍。

二是完善协商机制。传统校企协同育人往往缺乏真正有效的动态协商渠道,合作内容固定、形式单一,难以适应数字时代大学生思想动态的变化和育人需求的升级。数字时代的协同治理,需要建立常态化、动态化的互动协商机制,以确保精准对接需求、及时调整优化。借助协同办公平台和社交媒体群组,高校可根据学生思想动态和民族文化认知短板,向企业提出教育内容定制需求;企业则可依托大数据反馈,及时调整宣传策略和教育内容,优化呈现形式,提升育人的针对性与吸引力。同时,大学生也可作为协同治理的参与者,通过融媒体平台表达对教育内容的感受和建议,形成“高校提需求—企业创作供给—学生反馈优化”的闭环。这种双向互动、实时反馈的协商机制,使教育内容既“有意义”——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又“有意思”——贴合大学生的认知特点,真正实现入脑入心。

校企协同育人路径纠偏与责任厘清

一是防范目标偏移风险,强化价值引领。企业参与协同育人是构建多元共治格局的必然选择,但在协同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目标导向,避免商业逻辑挤压育人公共价值。企业在市场运营中,有时会侧重于流量表现与商业回报,这可能影响其对重要思政议题传播分寸的把握;若把握不当,协同治理便可能偏离立德树人的根本初衷,影响育人效果。对此,需通过正向引导和制度规范加以应对:政府可出台相关引导规范,明确协同育人的价值导向和行为标准,引导企业规范内容创作和技术应用,并对不符合规范的企业进行正向督导整改;同时,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打破“唯流量论”,引入“学生认同度”“跨文化理解力”“民族情感提升”等软指标,结合定量与质性分析,全面评价企业育人成效,引导企业坚守育人本位。

二是破解责任模糊困境,明确各方职责。随着校企协同育人不断深入,部分高校将思政教育内容的数字化开发工作外包给企业,这虽能发挥企业技术优势、提升内容数字化水平,但也需明确双方责任归属。一旦数字化产品出现政治导向偏差、民族文化表述不精准,或学生个人数据隐私保护不到位等问题,便容易出现责任界定不清的困境,影响协同育人效率。对此,需通过制度嵌入明确各方责任:建立“人工+智能”双重审核机制,高校重点负责内容的政治导向和教育性审核,企业负责技术安全和内容质量审核,双重把关确保数字化产品既符合育人要求,又能保障数据安全。明确的责任划分,让高校和企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推动协同育人工作有序开展。

综上,数字时代企业赋能大学生育人工作,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育人治理变革。企业作为关键参与主体,更是打破传统“政府—高校”二元格局局限的核心力量,为大学生思政教育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支撑。依托协同治理理念,可有效构建起政府引导、高校主导、企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企业凭借技术、资源和传播优势,成为凝聚育人合力、丰富育人形式的重要支撑,其作用不可或缺。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不仅是连接政府、高校与企业的便捷工具,更是传递民族情感、凝聚民族共识、连接人心的重要桥梁。唯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规范企业参与行为,有效破解协同中的各类挑战,才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可感可触,走进大学生心中,成为他们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信仰,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夯实基础。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本文系2025年北方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数字时代的信息接触对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与铸牢路径研究”(202511407019)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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