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实现路径

当今世界正处于产业链深度调整、国际规则竞合加速、地缘风险外溢的叠加阶段。对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去”早已超越单纯的市场选择，成为产业升级、技术迭代与全球资源配置的现实路径。与此同时，跨境交易的成本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关税与运输成本仍然重要，但更具决定性的往往是合同可执行性、判决与仲裁裁决跨界流通性、合规的可预期性以及争端的解决效率等“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此背景下，“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支撑企业国际经营、维护产业链安全、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工程。涉外法治并非对外规则的简单移植，而是立足中国法治体系基座，面向国际交往与竞争所进行的制度供给、规则衔接与能力集成。其核心目标在于：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保障企业在复杂外部环境中的稳定预期与合法权益。

以制度确定性、执行有效性与系统统筹能力奠定法治建设基础

讨论中国法律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停留在抽象赞词，而应从制度结构、治理能力与经济绩效之间的逻辑链条展开。就涉外法治建设而言，中国制度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其为企业提供的制度确定性、执行有效性与系统统筹能力，这构成了涉外法治建设的坚实基础。

第一，体系完备赋予市场主体清晰预期。目前，我国在宪法统领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部门法体系与法治运行机制，尤其在公司治理、投资管理、金融监管、破产重整、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已构建起覆盖市场准入、经营合规、产权保护、纠纷解决的完整法律闭环。这套体系为企业划定了清晰的行为边界与可预测的合规路径，使其能够将更多资源专注于创新与效率提升。

第二，执行有力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兑现。目前，我国在司法体系、行政监管与综合治理之间形成了较强的协同能力。法治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通过统一裁判尺度、强化执行联动、完善信用惩戒与多元解纷机制，致力于让“纸面上的法律”转化为“可兑现的权利”。对于跨境贸易而言，规则若无法落地为可执行的救济，便难以真正降低交易风险。因此，强有力的法治执行体系本身就是国家重要的制度竞争力。

第三，统筹协调平衡市场主体多元目标。涉外法治需妥善处理开放与安全、创新与监管、市场活力与宏观稳定之间的张力。我国在立法、执法、司法与服务环节展现出的政策协同与组织动员能力，能够有效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为企业在全球市场中保驾护航。

以系统化法治能力支撑企业跨境发展

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从四个关键层面协同推进：

第一，完善涉外立法系统供给。应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体制，持续完善与国际经贸、金融、航运、能源、数字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并注重形成既符合我国利益，又具国际可接受度的“规则产品”，为“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提供稳定的法治框架。

第二，提升涉外执法与合规治理效能。企业跨境经营常面临多法域合规冲突与制裁风险。相关监管应更加注重程序透明、预期管理与风险前置化解，通过合规指引、预警机制等柔性方式，帮助企业系统性降低合规成本，而非依赖事后高成本纠偏。

第三，增强涉外司法与仲裁国际竞争力。跨境争端解决能力是国际营商环境的核心指标，需持续提升涉外商事审判的专业化与国际化水平，完善域外法查明与司法协助机制，同时大力发展仲裁、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多层次、高效率、低成本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体系。

第四，夯实涉外法治人才与服务支撑。涉外法治能力最终依托于人才，必须加快培养既精通国际规则与外国法，又熟悉产业、金融与商业实践的复合型人才，使高质量法律服务深度嵌入企业全球经营决策，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互惠原则降低企业跨境交易成本

在跨境经营中，企业常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外国法院的判决能否在国内获得承认与执行？我国法院的判决又能否在境外得到认可？国际条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直接依据，但在条约缺位或覆盖不足时，“互惠原则”便成为连接不同法域的关键机制。

所谓互惠原则，简言之，是指一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考量对方国家是否在类似情形下承认与执行本国法院判决，这是一种基于对等关系的制度安排。对于企业而言，互惠原则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建立“可预期的互认关系”，显著降低跨境交易的法律不确定性，使企业在合同订立、融资安排、账款回收及风险定价时，能够形成更清晰的司法救济预期。

从企业运营的视角看，互惠原则直接影响其制度性交易成本。若判决跨境流通受阻，企业往往被迫提高预付款要求、增设担保、提升保险费率，或转向成本更高的争议解决方式。反之，明确、透明、可操作的互惠机制，则能有效降低履约风险与融资成本，促进跨境信用体系构建与供应链高效协同。

需要强调的是，互惠原则的适用须在“开放合作”与“依法审查”之间审慎平衡。标准过严可能导致承认与执行门槛过高，影响企业预期；过于宽松则可能在程序公正、公共秩序等方面带来风险。未来，可在坚守法治底线的前提下，探索更具确定性的互惠实践路径，例如推动认定标准清晰化、建立互认案例公开数据库等，从而构建更稳定、可预期的规则环境，切实服务于企业跨境发展需求。

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是我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的关键举措。其根本价值在于创造并传递确定性：通过提供稳定、透明、可执行的规则框架与争端解决机制，为中国企业全球运营保驾护航，为国际合作贡献高质量的法治公共产品。

中国法律制度的生命力，源于其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系统性的规则建构、高效的实施能力以及统筹发展安全的治理智慧。展望未来，我们应坚定不移地以法治推进开放，以开放反哺法治，使涉外法治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坚实支撑，助力更多中国企业在全球竞争中行稳致远，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中国的法治智慧与制度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